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以北30多公里是赤道。从基多出发,前往北部120多公里的木雕城阿通塔垂。严格意义上讲,这就从南半球进入了北半球。
离开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时,气温37摄氏度。同行的许多人估计到基多会更热,提前剪了小平头,有的买了吊带背心,有的买了短裤。谁知夜间到了基多,城郊山上12摄氏度。穿着短裤向穿夹袄的警察问路,看着很滑稽。基多海拔2880米左右,周围有四座雪山，遂有赤道雪山上冻死人的事件。前几天在秘鲁首都利马,那是终年无雨的城市。而基多附近山区云雾缭绕,阵雨时常带着冰雹。我们又都穿上了绒衣。
去阿通塔垂的路上,先到名叫的小镇。小镇里的印第安商品市场有足球场大,一个挨一个带篷的小摊摆着印第安首饰、木雕、粗花毛衣。最多、最具印第安特色的是挂毯。这里的印第安妇女和哥伦比亚的印第安妇女一样都戴窄檐儿毡帽,不同的是内穿白布衬衫,领口袖口滚着手钩花边。男人的毡帽下拖着一条长辫,很像中国清朝的男人。
这是从南美洲的椎角向北走到这里,看到的贸易活动最活跃的印第安人。奥特维勒小镇再到阿通塔垂,又叫木雕城。当地华侨介绍,专门制售皮件、皮工艺品的皮城也在这里。这里不仅出现了专业的印第安商贩,还有许多制售合一、前店后场的印第安商品店的店主。一家用木织机编织印第安挂毯的“专业户”首富,由于产品名声在外,已置下一台丰田越野车,家里还装有电话。多数印第安人仍然从事农耕,制作手工艺品只是副业,效益很低。看看举着小商品跟汽车跑的小孩就能理解,这里印第安人的商品生产也存在两极分化等现象。
和智利圣地亚哥印第安工艺品村的乐器制售商一样,这里的乐器商除了会做乐器,还都是很好的演奏师。奥特维勒附近印第安村何塞?路易斯?贝昌巴家有个乐器陈列室,满墙挂着各种各样的印第安乐器。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走了一拨来一拨。
屋角垛着一堆竹管,做排箫用的。贝昌巴选好一把竹管,按音高比划着用刀转圈一一割成需要的长度,口吹试音,顺序摆好。现在用两个竹片把一组竹管一夹,用彩线缠紧,一个排箫就做成了。
贝昌巴朝屋里喊:“葆拉!”他5岁小女儿跑来,送来两轴彩线,就往贝昌巴的膝上一趴。葆拉头是圆的,脸是圆的,眼睛又黑又圆，头发黑亮得像乌鸦翅膀,梳成两条小辫,就像印第安版的邓波儿。葆拉比邓波儿害羞,不说话，发现很多人看她,她就会唰地低下头。
贝昌巴绑好新排箫一试,音准还行。又从他妻子手中接过刚钻好孔的长笛试试,音也还准。他边演奏边介绍,结婚用的长笛叫帕卡,穿山甲壳做的弹拨乐器叫塔曼哥。近两米长的木管长号叫崩恰,比藏族寺庙里的法号小不了多少。贝昌巴说,崩恰以前是印第安人的“电话”,可以隔着山沟传递信息。
贝昌巴还从屋里提出一面大鼓。
有人做过调查,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发现了400个不同发声种类的1000种印第安土著乐器,其中最主要的是笛和鼓。在西班牙殖民者占领拉丁美洲后的头几个世纪里,天主教会把印第安人的鼓和笛视作异教的物品禁止使用。17世纪秘鲁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自豪地向教会汇报,说他在秘鲁农村销毁了605只大鼓和3418只小鼓还有若干笛子。1614年,秘鲁首都利马大主教下令销毁教区中一切印第安乐器。凡发现私藏禁品者,被罚在广场抽300鞭,然后骑上美洲羊驼游街。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军人独裁政府仍像当年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下达过同样的禁令,宣布一切印第安乐器具有颠覆性。500多年来,文化灭绝政策终究作用有限,南美各地印第安人用生命的代价延续了他们的音乐。贝昌巴一手击鼓,一手端着排箫吹。他的大女儿西雅也吹排箫。葆拉拎一串树籽合着爸爸的鼓声抖出清脆的节奏。她在这个小乐队前面,仰着脸才能看听众。
贝昌巴曾带一支乐队应邀到日本演出,不久还要再次到日本演出。他家里还出售乐队的CD盘。印第安民族音乐借助国际文化市场和电声媒体走出拉丁美洲,全世界都听得到用排箫奏出的安第斯山印第安民歌《雄鹰飞过》，并感受到脚踩白云的眩晕。
离去时，我已经转过屋角，回头看贝昌巴一家仍在目送我们。我在心里问：葆拉，你会记得这大鼓的来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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