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又组建了一支乐队。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性情中人，这么多年了，做事情还是那么执着，一支乐队，建了散，散了建……想想“执着”啊，里面的味道还真复杂。执着，让我品尝着无奈和矛盾的滋味，也让我收获了一段大多数人都无法经历的人生――
讲述：王选，36岁，男记录：徐肖富
我在音乐路上走了二十多年了，朋友们都说，我这一路走下来太不容易了，苦没少吃，罪没少受。
有时我会想，人是应该有点理想的，虽然不一定能实现，但有理想的人生才是真正完整的人生，吃点苦，受点罪，都不算什么。
我先后组建过3支乐队，目前第三支乐队的境况也不太好，可我自己喜欢啊……
我跟朋友喝酒的时候经常会说这句话：“做自己的音乐没饭吃，做别人的音乐就有饭吃。”这算是我这二十多年的一个总结吧，不过多了点无奈和矛盾。
父亲教我吹口琴时，一定没想过我会走上音乐这条路。
我1厘1厘地攒，终于攒够了买吉他的36元钱，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就被父亲砸碎了。
父亲砸碎了我的吉他，可另一把吉他却永远回荡在我的心里
我想，当初父亲教我吹口琴的时候，一定没有想过我后来会走上音乐这条路。
说起我最初接触到音乐的原因，也是件蛮有趣的事情。小时候冬天因为怕冷，我晚上睡觉总是不愿意洗脚，父亲就用吹口琴来哄我洗。在音乐声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洗脚，父亲吹完，我的脚也就洗完了。我开始拉着父亲教我吹口琴。
音乐是父亲的一项爱好，除了吹口琴，他还会来两下二胡、笛子，我跟着学了两下子，学会了一些基本的音符。
我的小学是在当时农场里念的，没有音乐课。好在我母亲是位老师，有几本以前读书时留下的音乐课本，于是我就对着课本慢慢自学起来。自学中，我还学会了总结学习方法。当时，学习语文、数学，我可没这么用功过。
在江山城里念初中就有音乐课了。有了正式教育后，我对音乐就更有感觉了。那时候音乐课上，一有领导来听课，音乐老师都要叫我上台唱歌，回答问题。我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当时在学校，一个男生当文艺委员可是件新鲜事儿。全校十几个班就我一个男文艺委员，每次全校文艺委员开会，对我来说都是件尴尬事。
我对音乐的过于投入，开始引起父亲的反对。可那时，我已有了坚定的音乐理想：当歌星，办乐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录音棚。
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为了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我到一家园林公司里打工，是做挖树根的工作，每挖一根有1厘钱，我1厘1厘地攒，终于攒够了买吉他的36元钱。终于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那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没到一个星期，吉他就被父亲砸碎了。父亲对我早已有安排，希望我以后能从政，他说：“除了乞丐，就数那些卖唱卖艺的人最没出息了。”
那是我哭得最伤心的一次。虽说已过去这么久了，可想起来还是有些感慨：父亲砸碎了我的吉他，可另一把吉他却永远回荡在我的心里。
我拜师学艺，组建乐队，为自己的音乐理想奋斗。
乐队解散了，我决定去福建追逐梦想，可家里死活不同意，我没有想太多，继续着自己的执着。
母亲说：“你要是再不回来，你爸就得喝农药了。”
初中毕业后，我进了一家纺织厂工作。在厂里，我终于遇到了第一位志同道合的人。他大我两岁，擅长弹古典吉他，我们在厂里一边工作，一边搞自己的音乐。后来，我们一起拜师学艺，组建乐队，为自己的音乐理想奋斗。
我们拜的第一位老师是以纺织厂工会名义联系的，请了江山市文化馆一位姓孙的老师在厂里开班，专门教乐理。我们厂是个大厂，总共有4000多名职工，当时报名乐理班的有50多人，不过4个月的课上下来，坚持到最后的却只有4个人。我们4个人志同道合，每堂课都学得非常认真，加上天赋又高，4个月下来，对乐理的掌握已相当成熟。
孙老师有一支乐队，我清楚记得，那天上完最后一堂乐理课的时候，他半开玩笑说的那句话：“这下糟了，又得多几个人跟我争饭碗了。”
结果真被孙老师言中了。我们四人很快就组建了一支乐队，开始白天上班，晚上赶场演出的生活。那时候，应该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电脑还没现在这么发达，歌舞厅里唱歌跳舞都得有乐队伴奏。乐队有四大件乐器：吉他、贝斯、键盘、鼓。
随着演出次数的增加，我们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了。不久，出场费便从每人每场3元升到了6元。半年后，开始不断有外地专门过来找乐手的人找到我们，邀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演奏。为了各自的音乐理想，乐队就只好解散了。
我决定去福建发展。父亲得知我的想法后竭力反对，说：“你要是去福建，我就跟你脱离父子关系！”母亲也整天来劝我，好说歹说，叫我听父亲的话，别跟父亲对着干。可我那时候太年轻了，加上正处在追逐音乐的狂热状态中，父母的话哪里听得进去，更别说考虑他们的感受了。
到了福建，母亲不停地打电话来跟我说，叫我回去，可我还是听不进去。
在福建，我主要在歌舞厅里从事音乐伴奏。吃、穿、住、行不愁，还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日子过得还算快活。
几个月后，母亲又打来电话，说：“你要是再不回来，你爸就得喝农药了。”母亲的话触动了我。我想，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回去是不行了。
乐队经历，使我各方面都显得比同龄人突出。
我的自负轻狂让我不停地受挫，交朋友失败，做生意亏钱，连父母给我买的房子也被人骗走了。
吃了这么多亏，其实也不是全无收获
从福建回来那年我19岁。虽然只有19岁，但几年的乐队经历，使我各方面都显得比同龄人突出。这种“突出”在不受遏制的环境下发展着，我变得越来越自负，越来越轻狂，不服任何人，总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觉得一首歌该怎么伴奏任何人都得服从我的意见。这样的性格是没人会喜欢的，接下来的日子，我一次又一次地受挫。
福建之行以后，我并没有直接重组乐队，而是跟朋友在常山合开了一家舞厅。我天真地想着，等赚到钱，就能给自己办一个录音棚了。然而事实却与梦想偏离了何止十万八千里。从一开始，我就被别人骗了。我的自负轻狂啊，使得舞厅只经营一年多时间就倒闭了，还欠下了15万元的债。
后来，我就去了歌舞厅跟别人合作音乐伴奏，其间也去过几趟福建，但每个地方去了都因性格与人不合，没待几个月就离开了。
从1990年到1996年，我就是在不停地受挫，交朋友失败，做生意亏钱，连父母给我买的房子也被人骗走了。我啊，为年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么几年时间就欠下了一屁股债，理想离我越来越远。这些事情我就不多讲了，有些东西讲出来，又会伤心的。
年轻的时候，越是不得志就越不愿意向家人低头。这几年是我人生中走得最不顺的几年，虽然父母就在身边，但我很少回家，日子再难过，都还要自己硬撑。
吃了这么多亏，其实也不是全无收获。有时我也想，年轻是需要代价的，吃点亏不算什么，关键是要学会长大。
经历了这么多，我的脑子最后终于慢慢开窍了。我想：“性格决定命运。”我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自负轻狂”。
为了还债，我日子过得很苦。
我住的小房子是木结构的，就在路边一楼，一到下雨天，上面的雨就要漏下来，路上的水也要往里灌。
母亲的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孩子呀，可别再犯傻了，爸妈都想通了……”
1997年的时候，我到了衢州，一直到现在。这10年多时间，从背负巨额债务到拥有家庭和事业，我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父亲也说，到衢州后我的人生才真正走上了正轨，衢州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啊。
刚到衢州时，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尽快把欠人家的钱还上。
为了还债，我日子过得很苦，想去学音乐制作的打算也只好先放下了。我每月花60块钱在小西门附近租了个10平方米的房子住着，每天奔走于歌舞厅之间唱歌演出。认识的朋友多了，我又组建了一支乐队，不过不到一年时间就又解散了。
乐队解散也是为了还债。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候办乐队赚的钱不及我一个人到歌舞厅赶场子赚得多；另一方面是乐队的活儿比较难找，哪个月如果找不到活儿，那就意味着那个月就要没饭吃了。而一个人找歌舞厅赶场子就容易多了。我歌唱得好，有许多歌舞厅都请我去唱。
我唱歌都很煽情，也很深情，那时别人都这样形容我唱歌：“如果你想哭，就去听王选唱歌吧。”
这段办乐队的日子，太苦了，令我终身铭记。这也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那种苦日子是最考验毅力的，我最苦的时候一包榨菜也要分三顿吃。我住的房子是木结构的，就在路边一楼，一到下雨天，上面的雨就要漏下来，路上的水也要往里灌。
1998年的一个下雨天，房间里的霉味很重，我大伯从永康来看我，他心疼我，一进门就哽咽了。看着房间里满地的水，床上接着水的脸盆，大伯说：“这地方怎么能住人，你父母怎么忍心让你受这样的苦啊……”
其实，大伯误会我父母了。我一直都没告诉他们，自己在衢州的情况。那时我太要强了。
母亲从大伯口中得知我的情况后，马上赶到了衢州，帮我重新租了个一室一厅。母亲那天说的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孩子呀，可别再犯傻了，爸妈都想通了，不会再强迫你做什么的，你要有什么难处，可一定要说啊！”
一年多后，我也想通了。在家里的帮助下，我的欠债终于全部还清了，其中大部分是家里承担的。
录音棚有了，可我心里却还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我喜欢乐队，这里我可以做我自己的音乐，而公司是为别人制作音乐。
一曲《情弦》，一次回忆――陶醉：“那时候日子虽然过得苦，可心里面却是快活的。”
1999年，没有了债务的包袱，带着一个录音棚的梦想，一股追逐事业的激情，我开始学习音乐制作。
我是自学音乐制作的，为此专门在一家电脑公司找了份工作，晚上则继续到歌舞厅赶场子唱歌演出，中间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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